粮农积极性下降，种粮效益每况愈下触动着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。袁老认为，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不仅量不大，更没补到点子上。“现在是按面积来算补贴，一亩田补几十块钱，种得好、种得坏、不种，都要给钱补贴，拿了补贴随便种也是那么多钱”。袁老建议，“粮食直补不应以面积来算，而应以卖给国家多少粮来计算。比如８０块钱一担，国家补够１００块钱，多补２０％来买粮农的粮。”[袁隆平建议按交粮量直接补贴粮农]

　　在理论意义上，国家按农民交粮量直补给粮农，农民交粮越多国家补贴越多，政府高价买进粮食之后再剥除种粮补贴部分平价供应给市场，既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，又控制了粮价不再上涨，确实不失为平衡粮价与农民收入的好方法。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，笔者却以为，这恐怕是很难行得通的。

　　有一点不得不考虑的是，好的政策还必须有好的执行，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。特别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惠农政策，政策的可操作性是首先应该考虑到的。具体到粮食补贴政策，只有首先确保种粮补贴都如实发放到农民手里，预想中的政策效果才有可能达到。这时候，就必须重点考虑到腐败的可能。

　　因为每家每户的土地面积都是相对固定的，按种粮面积直接补贴，既是最容易操作的，也是较难搞腐败的。然而，类似的腐败新闻仍然时有耳闻。可是，一旦改成了按交粮量来发放补贴，那么腐败的空间就一下子猛增了许多，农民所能实际获得的补贴反而可能因此大大减少。因为收多少粮、收谁的粮，全是农民所不能做主的，这就是腐败的空间所在。到时候，有粮的农民可能一斤粮都交不上去，反倒是那些有关系的粮贩子与有关部门官员，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大食其利。如此一来，连现在仅有的一点粮食补贴都拿不到，农民种粮意愿必然更加下降。

　　就算能通过一些辅助手段将腐败可能降到最低（我对此并无多大信心），按交粮量来补贴也会在事实上造成三种粮食价格：一是农民向国家的交粮价格，二是国家平价向市场供应的价格，三是农民在交粮之外向市场出售多余粮食的价格。除非国家不设底线地放量收够，否则对于真正的产粮户而言，交给国家的粮食一般只占总量的少部分。这个少部分因为有国家补贴，可能会卖个高价；但是那大部分却只能卖给市场，而这个市场上的粮价是国家基于控制粮价而去除补贴后的“平价”。农民向市场销售的粮食价格只有低于这个“政府平价”才会有竞争力。这样一来，农民多产粮食的结果很可能是：一部分补贴对冲了低价卖粮损失；而另一部分低价卖粮损失却只能自我承担。两相比较，吃亏的可能还是农民。